多因素致不良率飙升

东方金诚表示，跟踪期内区域信用风险持续暴露，邹平农商行不良贷款大幅攀升，拨备覆盖率低于监管要求，资产质量明显下行。截至2017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9.28%，相比2016年末上升6.8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由215.30%下降至59.28%。

6月底，贵阳农商行被中诚信下调主体信用等级和二级资本债券信用等级。评级报告显示，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末的4.13%猛增至2017年末的19.54%；资本充足率从2016年末的11.77%降至0.9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则降至-1.41%；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从161.25%下降至34.15%。

河南修武农商行近日公布的年报显示，该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末的4.5%升至2017年末的20.74%；资本充足率从12.92%降至-0.75%，拨备覆盖率从191.06%降至43.44%；山西侯马农商行2017年年报显示，2017年末不良率高达26.28%，资本充足率为1.98%，拨备覆盖率只有33.5%。

业内人士认为，农商行不良畸高的情况，主要是较大的历史包袱、较低的风控水平以及当地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的结果。

“部分农商行不良率激增的原因或在于这些机构之前没有如实反映真实信贷资产质量，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藏着掖着，否则不可能一下陡增这么多。”华中地区某农商行业务负责人赵明（化名）坦言。

在他看来，这些机构以前发放的贷款可能集中于某个行业，一旦该行业低迷，也会导致投入的信贷资金无法退出形成不良。除此之外，也可能是名义合规实际违规发放了贷款而形成不良。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以贵阳农商行为例，2011年，该行由当地几家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合并而来，业务基础较为薄弱，历史包袱较重，风险管理水平低下。2017年强监管之下不良认定标准大幅严格，贵阳农商行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列入不良贷款，导致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暴增。

事实上，从银监系统发布的行政处罚看，农商行在资产质量方面存在不少乱象。今年3月，海南银监局公布的罚单显示，文昌农商行、海口农商行和三亚农商行分别领罚40万元、45万元和40万元，案由均为通过定向资管计划将不良贷款虚假出表，人为调节监管指标。